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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专家刘俏:中国迫切需要以财政政策为统领的一揽子政策 作者 / 吴宣展

  刘俏:必须尽快出台力度更大的一揽子政策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贺斌

  发于2020.5.11总第946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  4月17日,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,初步核算,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06504亿元,按可比价格计算,同比下降6.8%。

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尽管中国在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方面,领先全世界将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,但面对新冠疫情这一外生冲击,实体经济受到很大影响,面对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,中国迫切需要以财政政策为统领的一揽子政策。

  亟须出台一揽子政策

  中国新闻周刊:疫情发生以来,中央出台多个短期的刺激政策,在你看来,效果如何?

  刘俏:据我们统计,到目前为止,国家层面出台有200多项政策文件,地方政府也推出了800多项政策。

  在货币政策方面,截至目前,央行释放的中长期流动性已经有2.22万亿元,再叠加央行未实施的再贷款额度,加起来有3.02万亿元。这些都是基础货币投放,考虑到中国5倍左右的货币乘数效应,整个货币政策力度达到了15万亿元规模。

  但整个实体经济,特别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,比如中小微企业,还是感觉政策力度不够大,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出台有点碎片化。无论是200多项中央政策,还是800多项地方政策,目前还缺乏一个国家层面的统筹,缺乏一揽子政策组合,政策目标也不够明确,落实情况参差不齐。

  此外,货币政策一直都存在传导机制不通畅的问题,虽然释放了不少流动性,但是很难渗透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,比如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家庭。因此,我认为还需要出台一个力度更大的,以财政政策为统领的一揽子政策组合。对于货币政策而言,只要能保持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比较宽裕的流动性,不出现流动性危机,基本上就完成了任务。已经到了要推出一揽子财政政策的时候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从一季度数据来看,你认为今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难点主要有哪些?

  刘俏:新冠疫情是一个外生冲击,直接冲击实体经济,其中,中小微企业、消费和就业是冲击最集中的领域。中小微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本来就比较弱;个人家庭收入也会受到负面冲击——整个经济形势不好,收入不可能不受影响,这影响到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;中小微企业和消费受到的压力最终会反映在就业方面。

  另外,出口受到的冲击较大。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也在发生变化,5~10年前,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比较大,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。但在去年,消费对GDP拉动的作用是57.8%,投资只有31.2%,出口尽管对GDP拉动只有11%,却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,特别是对我们外贸制造业,货物出口的比重占到整个制造业30%的增加值。而且,出口部门基本上有一定的地域集聚特征,如果出口企业大面积倒闭,在某些地方会触发社会稳定问题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针对这些难点,短期内政策应如何调整?

  刘俏:我认为,短期内政策需要针对中小微企业、出口部门,以及广大民众等来施策。但目前的问题是,针对重点领域的政策工具比较缺乏。

  以货币政策为例,央行通过再贷款和定向降准的形式,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微企业提供信贷。但我觉得效果未必理想,一方面,规模不够;另一方面,商业银行有自己的考核指标和风险评估体系,要考虑到坏账的问题,很多上市的商业银行还要考虑业绩的问题。中小微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历来是痼疾,在如今这样的特殊时期需要资金渗透快、准、狠,更是难以落实。

  所以我觉得短期内,主要是“活下去”的问题,尽可能实现中小微企业、出口企业的生产和市场活动保持温和的运行状态不至于恶化,最终等到疫情得到全面控制,全球经济回暖。熬过这段时间后,就可以更多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。

  但问题是,很多企业已经熬了三个多月,目前已经熬不住了。所以政策一定要快准狠,而且力度要大,如果市场长期感觉不到有这种规模和力度较大的政策出台,容易形成负面预期,而且时间拖的越长,未来改变负面预期的难度就越大。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,针对这些难点、痛点,在短期内需要推出力度更大,明确度更清晰的一揽子政策组合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和全球化,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充满了不确定性,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已经陆续出台的情势下,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是什么?

  刘俏:我们建议推出一个以财政政策为统领的一揽子政策组合。比如,可以让财政来统筹,成立一个中小微企业的稳定基金,通过发特别国债,直接给中小微企业提供支持清单,具体可以让商业银行来执行,甚至财政和商业银行之间可以有一个信用风险的分担机制,比如财政承担70%~80%的信用风险,银行承担20%~30%的风险。我认为,商业银行一定要承担部分风险,否则很难解决道德风险问题,通过这种方式,直接将资金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。

  而央行或银监会可以配合开展对商业银行的考核,在指标上做重新裁量,稍微调整一下权重,让商业银行有一定的动力。通过这种方式,直接支持中小微企业。

  用“新的政策思路和工具”解决“新的挑战”

  中国新闻周刊:你曾经说过,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,都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,在你看来,这次疫情将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结构性问题?

  刘俏:这次疫情改变最大的就是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方式。例如,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,世界其他几个主要经济体如美、德、法、日等都以极快的速度出台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复苏方案,特别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和民众。新冠疫情对经济冲击百年一遇,而且性质与2008年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不一样,我们需要新的政策思路、采取新的政策工具。

  消费券就是一个新的“政策工具”,但有问题一定要明确:政策目标是什么?如果只是纾困,救助民生,我觉得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他们提供救助,不管是用现金的方式还是现金券的方式,都是应该的。

  如果政策目标是刺激消费,根据央行的通报,截至今年一季度,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额为87.8万亿元,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.4万亿元。预防性储蓄上升,是因为大家担心未来经济情况不好,信心不足所致。

  对于有能力储蓄的群体,如果再给他们发放现金,其实并不能提振消费,很可能还是会转为储蓄。如此一来,同消费直接关联的中小微企业,特别是数量庞大的服务业企业,依然无法从政策中受益,对于这类群体,消费券可以做一个尝试。

  对于目前大热的新基建短期的政策效果,我并不乐观。基建投资需要立项,然后需要寻找资金来源,到最后才能开始实施,真正发挥效果,可能已经到下半年或明年了,那时候企业可能已经熬不住,所以短期内不可能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政策抓手。

  中国新闻周刊:很多人担心消费券难以实现公平和效率,从你调研的情况来看,效果如何?

  刘俏:从杭州来看,作为一个政策选项,消费券对拉动消费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。政府补贴1元,带动3.5元新增消费,而且新增消费基本上都是反映在餐饮服务、日用品消费和服务消费上。

  因此,在没有更好政策手段的情况下,消费券是一个较好的尝试,在特殊时期,消费信心、消费意愿不足的情况下,适当地通过财政转移支付,可以达到一个相对较好的效果,对此杭州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样本。

  当然,为了防止将好事办砸,可以从国家层面上定一个大概的规模,同时对资金的用途进行监督,特别对于财政压力比较大的地区,需要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的方式提供资金支持,对于这笔资金要严格监控,防止进入房地产或其他的一些领域。消费券在短期内推出,产生一定的倍增效果和乘数效应,是完全可以实现的。

  “六保”VS“六稳”:短期和长期的平衡

  中国新闻周刊:在一季度数据发布的当天,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“六保”,在你看来,“六保”和此前的“六稳”,应是怎样的关系?

  刘俏:在保市场主体方面,我觉得通过企业稳定基金来解决可能较为简单直接,效果也不错。而出口涉及保制造业产业链,如果出口部门坍塌,会拖累今年出口下降,如果全年出口下降10%,全年GDP增长会掉一个百分点。

  一旦出口受到伤害,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也将深受影响。此外,出口地区的集聚性较强,涉及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,容易出现地区性的群体失业,影响难以估量。因此,保市场主体除了保中小微企业,也得保出口,可以根据出口企业在产业链的重要程度,列出重点扶持的行业和企业。

  我们对疫情的认识,其实是个动态调整的过程,刚开始大家都相对乐观,很多投行和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第一季度结束,第二季度开始发力,就会恢复正常。

  可越到后面越会发现,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,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冲击是百年一遇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面对突发疫情,先给企业一个游泳圈,让他们游到相对安全的地方,然后再考虑灾后重建,这是比较务实的思路。

 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是审慎地判断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,以力度非常大的底线思维为出发点,来解决对冲灾难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伤害,同时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不变,确保在疫后重建过程中,能够追求一种高质量发展理念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16期

  声明:刊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稿件务经书面授权

【编辑:于晓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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